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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登新:IPO审批制才是“退市难”的真正病因

垃圾股保壳、买壳、炒壳游戏猖獗,却美其名曰“并购重组”,这是怎样的一条产业链、生态链、利益链?为什么垃圾股死不退市?有人说,因为退市制度有问题!这样的回答当然是肤浅的。众所周知,因为上市难,所以退市更难,实际上,IPO审批制才是“退市难”的真正病因或祸根。

  优胜劣汰是最基本的市场法则。在A股市场,垃圾股退市之难,难于上青天,这既是垃圾股的痛苦煎熬,也是垃圾股的不体面、毫无尊严的表现。2001年2月23日,中国证监会发布了《亏损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》,这标志着A股退市制度的正式诞生。此前十年没有一家公司退市,2001—2007年间七年强制退市43家,年均退市6家。这是A股退市制度正常发挥功效的开始。不过,在随后九年(2008—2016)中,仅有6家公司强制退市,其中,2008年至2012年的五年间却没有一家公司强制退市,这是上市公司的进步,还是退市制度的倒退?

  退市制度明确规定:凡是连续三年亏损的公司,将被“暂停上市”,并给予一年期的“死缓”机会。如果一年死缓期继续亏损,则必须退市;如果一年死缓期扭亏为盈,则可申请恢复上市。然而,在2008年至2012年这五年间,A股市场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:大批超级垃圾股长期停牌却不退市,其中,有14家超级垃圾公司在已经连续三年亏损的基础上,停牌时间居然超过5年,甚至有3家公司停牌时间竟长达7年,这是公然违背退市法则的现象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这批超级垃圾股却居然都在2012年底、2013年初分两批,全部集中“恢复上市”,这是闻所未闻的怪事与荒诞。

  有人说,垃圾股死不退市,主要是因为退市制度有缺陷、有问题。这一答案当然是错误的。事实上,A股退市制度经过四轮改革后,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退市制度之一。

  既然退市制度如此先进、如此完善,那么,垃圾股为什么仍然会死不退市呢?其实,垃圾股退市之难,难于上青天,原因只有四个:

  (1)地方政府不让企业退市。

  因为IPO是政绩,是GDP,是税收,是就业。相反,退市则是不光彩的,它不仅要减GDP、减税收、减就业,而且还要减政绩分。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本地公司退市,地方保护可不是闹着好玩的。

  (2)股民不让垃圾股退市。如果垃圾股退市,参与暴炒垃圾股的股民就会找公司闹、找政府闹,或者干脆拉横幅找证监会或证交所闹,中国股民说了:企业上市是政府(证监会)审批的,现在要退市了,当然要由政府(证监会)来承担责任。

  (3)上市公司自己不愿意退市。

  上市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最高目标或最后目标,被迫退市当然是心有不甘。上市公司变身退市公司,基本上就等同于宣判了该企业的死刑,即便不死,也可能是半死不活的下场。银行不再放贷,债券和股票融资也没有了,生存更困难。

  (4)买壳企业不让垃圾股退市。

  最后这一点才是最关键、最重要的。如果没有这最后一条背书,前面三条全是白条、全是白搭,全不作数!正是因为IPO审批制太惊险、太惊难、太难熬,几乎没有多少企业能够耗得过三年排长队等待IPO审批,有时排队三年刚轮到你IPO过会,结果证监会突然宣布暂停IPO、关闭一级市场,然后企业要重整材料、重新排队,再来一次痛苦的煎熬。找“空壳”垃圾股,即便是很肮脏的“壳”,也会被视作一种珍贵的资源去争抢,只要能尽快实现“买壳上市”的目的,暂时付出的任何代价和损失都是可以弥补回来的。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,先上市、后增发,最后再由股民自愿买单,这就是保壳、买壳、炒壳的生态链和利益链。

  除此之外,IPO审批制还存在大量缺陷和弊端,我们不妨列举几条让大家开开眼界:

  (1)不允许IPO节奏市场化。在IPO审批制下,监管层严格管制着IPO节奏,一年发行几只新股,或是一个月发行几只新股,甚至一周发行几只新股,投资者和市场没有话语权,都由监管层说了算,而且按计划安排。

  (2)不允许IPO定价市场化。在IPO审批制下,无论牛市或熊市,监管者都会严格管制IPO定价水平,并且一刀切地规定:不论公司好坏,新股发行市盈率都不得超过23倍,于是,许多公司新股发行市盈率确定为22.99倍。

  (3)不允许普通投资者申购新股。

  在IPO审批制下,人为压低的新股发行价格与二级市场同类股票价格相差若干倍,监管者故意将这一差价留给了在二级市场上“战斗”着的投资者,凡是手中持有股票市值的投资者,才有资格按计划配额申购新股。

  (4)所有新股上市必须连拉10个以上的涨停板,大部分次新股的市盈率必须一口气炒上两、三百倍。

  由此可见,行政化的IPO审批制,不仅导致上市难、退市更难,垃圾股死不退市,而且更导致一、二级市场分割、撕裂、扭曲,它怂恿人们盲目打新、疯狂炒新。

  针对IPO审批制的缺陷与恶果,如何对症下药,彻底根除癌细胞?唯一对策,就是推行IPO注册制。因为IPO注册制是市场化、法治化的集中体现,它是IPO审批制的唯一克星。2017年是人大授权注册制改革的最后一年,我们必须抓紧时间,尽快让IPO注册制落地、生根、实施。2017年,我们期待着IPO注册制的到来。

  (董登新,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,教授,系主任,兼任湖北省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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